我的母校靖远矿务局红会二矿小学，最早还有初中部，那时四哥在初中上学，我和三姐上小学。

　　甘肃靖远矿务先后两次投产，中间下马停产了。整个矿务局由红会五个矿、王家山矿、大水头矿等矿组成。红会矿区位于西格拉滩腹地。西格拉滩是片荒滩，刮起风来，是风吹石头跑的地方。

　　说是初中部，也就初一到初三分别只有一个班。每班20来人，按照现在来说是小班了。后来因为初中部人数少，并入靖远矿务局第二中学校内，校址在红会一矿主街。

　　二矿小学位于整个矿的东南角，地势较低，与矿上唯一的副食商店为邻。整个学校是个四合院的平房建筑。校门两侧是笔直的白杨树，一阵风吹过，就听到哗哗响，像哨兵一样守卫。

　　进了学校，左手边第一间是校长室，拐角处的大间房子是教师办公室。办公室两侧有教师单身宿舍。宿舍门口始终摆一个烧煤铁炉子和一个绿色煤油炉。每个住单身宿舍的老师吃住都在宿舍里。20平方米放着两张木制的单人床，两张床床头靠墙位置放一张课桌，桌上有书籍和台灯。有时去宿舍找老师，推开门，扑面而来的是雪花膏和厨房固有的混合味，其余的大间平房是我们的教室。

　　我上学时，教师主要由上海知青和部分师范毕业的老师组成。记得江苏籍的殷浩校长，宽厚的脸庞，白净净的，一米七八的大个子，怎么看也不像南方人。江浙一带的口音重，但说起话来一快就有点口吃。他家女儿与我同班，他女儿叫殷卓丽，我印象深。数学老师刘根柱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，毕业于上海一所中专制冷专业，一米八的高个，较瘦但精干，喜欢穿蓝色四个兜的中山装，说话时干脆利索，喜欢挥舞手臂。

　　这样强大的师资力量，使我的母校在教学上很有特色。他们启发我们看《少年科学》等书籍，进行科学启蒙式探索，制作手工的简易舰船。我和发小一起做了弹力皮筋小船等，有时还向同学炫耀自己的成果。

　　记得有一次殷浩老师上课时说:“煤矿的大量开采，地下采空了，容易引起地震。”当初我们小，半信半疑的。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前卫的理论。

　　小学二年级时，有一个叫刘亚莉的上海籍女老师是我的班主任。她喜欢穿浅绿色巴拿马料带小翻领的西装，一双温暖和善的大眼睛，乌黑的剪发头。那时我年纪小，贪玩，不爱学习。有一次，中午吃过饭，与几个同学去掏鸟窝，忘了下午要上课，于是索性不去学校了。后来刘老师找到我家，告诉了父母我旷课的事。父亲举起鸡毛掸子，追着我满院子跑。还是刘老师果断拦住了父亲，要不是她，那天我会很惨的。从那以后，我老老实实地上学，学习也刻苦了。渐渐喜欢上她的课，后来喜欢上读书，爱上了文学。至今想想，还要感谢那位留着短发，圆脸盘、大眼睛，喜欢穿浅绿色巴拿马料的小翻领西装、永远年轻可敬的老师。

　　刘根柱老师数学讲得好，歌也唱得很棒。记得他给我们班上音乐课，拉着手风琴，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，动情唱着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这时，我看到他眼睛已经满含泪水、几度哽咽了。我猜他一定在想念上海的母亲、上海的家人、上海的亲朋好友，想远在千里之外与大海毗邻的故乡了。我多想希望他能在方便的时候来再红会二矿小学，再为我们全班同学弹奏那支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啊。

　　我们在1982年6月底从二矿小学毕业。每个同学都各自找到自己的目标。

　　后来，这些苏沪籍的老师都陆续返城了。这些老师把无悔的青春播撒在红色土地上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的，他们也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学校和懵懵懂懂的孩子。

　　那些知青老师像那些伫立在风中的白杨，坚韧刚强，昂扬向上。这一切记忆都在浓烈的风中，其实并未走远。（王定武）